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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霸权处在历史变革关口我们要头脑清醒避免落入兴替陷阱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1-09-29 点击数:

  几百年来,浩浩荡荡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始终遵循着严格的历史规律,从未以个别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代国际金融秩序的演进,亦是如此。

  如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秩序亦是如此,未来几十年人们必将见证国际金融秩序的深刻变革。为进一步促进时代进步与人类解放,更好地实现全球公平正义,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有必要思考如何推动构建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和更加先进的世界经济形态。

  例如,与历史上的荷兰、英国等金融强国相比,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国,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储备等方面的自然禀赋非常卓越;

  再比如,美国经济规模仍然很大,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位居上游,军事实力和全球军事布局仍最为先进全面;

  而且,由于在建设战后国际体系方面投入最多,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还拥有“在位优势”,能熟练运用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为美国利益服务。

  可是,中外历史上有很多看似坚不可摧的强国霸权,最终均被历史抛弃,难以摆脱大国衰败的宿命。观察美国金融霸权的命运,不能看表象和眼前,还必须看时代大势和历史规律。

  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国内困境,是美国力推全球化、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层动因,这一进程随着苏联解体而加速推进。

  这些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美国金融霸权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美国国内发展困境得到阶段性化解,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经济因此收获了令人艳羡的长周期增长,美国金融霸权得到显著强化,美国与人类现代历史上的这一轮全球化就这样形成了互为支撑的关系。这一“好景”一直延续到金融危机之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轮全球化“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美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空心化”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和社会困境;与英国引领的上一轮全球化一样,这一轮全球化也加速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形成。

  这让美国再次面临类似“特里芬难题”的两难选择:如果美国继续推动全球化过程,将不得不持续面对国家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和国内日益强大的政治反对声浪,并忍受多极化进程对美国优势地位的蚕食;如果美国放弃对全球化的支持和引领,则难以继续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其金融霸权地位也将受到削弱。

  面对这一难题,美国试图走出一条折中主义的路线:并非完全退出全球化进程,而是削减对国际义务的承诺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维系一个范围更小但程度更高的准全球化进程,借“核心经济圈”护住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要害;同时,采取手段打压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头,增大新兴国家的追赶难度,延缓多极格局的形成速度,为自己的国内改革争取更多时间。

  不得不说,美国试图依托“核心经济圈”巩固其经济和金融地位,这一想法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个圈子内的国家,要么面临与美国类似的国内困境,要么与美国有着深层利益冲突,要么对美国的信誉有不断增长的怀疑。

  在亚太地区,美国想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经济集团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安全层面而非经济层面,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力是各国公认的。

  而且,国际金融危机后,亚太各国对美国在该地区安全能力的信心下降,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始乱终弃”的做法,更进一步削弱了其在经济领域的信誉。

  就目前的情况看,不能说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推进的国内经济改革毫无效果,但显然还不够。

  在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国内改革中,人们非但看不到类似的重大制度和政策创新,过去十多年美国国内改革甚至有意避免触碰体制机制问题,只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有限的社会政策调整方面做出权宜安排。美国金融霸权的内在不稳定性非但没有减轻,反而随时间的推移而加重了。着眼未来,也很难想象美国有能力在现有的制衡体制之下发起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

  对此问题,历史经验可以给出简单而有力的回答。如果说当年的荷兰无力阻止英国崛起,当年的英国无力阻止美国崛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大胆预测,今天的美国也没有办法阻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

  美国对新兴国家的压制,或许短期内增大了新兴国家的发展难度,长期看则将激发新兴国家更大的创新冲动和发展潜力,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拓新的发展方式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反而会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

  蒸汽机的发明大大推动了纺织业和运输业的兴盛,确立了英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冶金技术的改进与大范围推广以及电力的广泛使用,让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推动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转向美国,为美国获得国际金融主导权打下基础。在此过程中,现代通信设施的进步又加速了大型国际金融中心和横跨各洲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国际金融体系。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全球普及,又形成以“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国际金融资本也借着更为便捷的通信设施和更为多元的创新工具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与赢利方式。

  未来几十年,由“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人机结合”为标志的新技术群将进一步深刻重塑世界经济形态,此前的很多不可能将成为可能。

  在此过程中,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权利义务不匹配、监管体制不到位、信息不对称、普惠性差等问题,有望获得新的解决方式。基于这些新技术革命的金融创新活动,必然带动国际金融体系运作方式和整体面貌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给其他国家在金融体系重塑过程中争取更大的权益提供了机会。

  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是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潜在推动者,其中新兴国家群体将成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新兴国家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超过50%,各类国际机构普遍预期美国经济规模将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超越。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历史性变化,迟早将反映在国际金融格局方面。www.406055.com

  新兴国家要谋得更长的发展时间、更广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发展主动权,必然会在金融领域更加积极地争取权益。一些受美打压、与美交恶、对美不满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土耳其等,已在贸易结算中大幅减少使用美元。若是新兴国家之间能够加强战略联合,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冲击。

  中国最初是作为“外围国家”、通过自身改革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之中的。在不平等、不完善的国际金融安排下,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获得今日的巨大经济成就。

  当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定助力的国际金融体系,此时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即便中国选择维持现状,继续为这一体系的“中心国家”充当支持者和“减压阀”,这一体系恐怕也很难容纳像中国这样体量如此庞大的“外围国家”。如果中国选择对这一体系发起挑战或与其脱钩,又可能在短期内加剧国际金融秩序不稳定,让很多中小国家遭殃,并遭受“中心国家”猛烈打压,中国将因此面临难以预测甚至难以承受的经济金融风险。鉴于此,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应该是间接性、渐进性和建设性的。

  在此过程中,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抵御金融压力、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工作,加强国内金融监管跨部门协调、优化金融监管方式、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护住国内金融短板,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避免出现重大金融动荡。

  中国还应坚持创新思维,在借鉴历史上大国金融博弈具体经验的同时,防止落入兴替陷阱,辩证运用大国金融兴衰规律,在谋求成为金融强国的同时,避免成为另一个千夫所指的金融霸权。

  中国的国际金融战略的目标,应是开创更具进步意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规则,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开辟有助于每个国家均能得到充分发展机会的新型世界经济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更加公平友善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为巩固国家金融安全和提升国际金融地位,循着历史上新兴大国提升金融影响力的路径。

  一方面,在国内大力整顿金融乱象、排查内生金融风险,优化金融运行体制,着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有序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在证券、债券、期货等诸多领域构建与“金融强国”地位相适应的国际化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面开展一系列金融外交活动,在“本币优先”原则指导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影响力,逐步实现从“体系依赖者”到“体系改革者”的身份转变。

  全球层面,中国积极要求在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内扩大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影响力。2009年开始,中国在其他多边场合倡导改革方案,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开展广泛的国际思想动员。除了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核心平台,为新兴国家争取更大的金融权力,中国还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权、人事权改革,寻求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区域层面,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资金融通”作为“五通”目标之一,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相继倡导建立了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配套的资金支持与金融保障机制,主动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公共产品。

  这四大资金池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分布在整个亚洲与中东欧地区,地理范围广、投资数额大,既是对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有益补充,又是中国金融外交创新的重要成果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战略行动,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确保国际金融秩序总体稳定和有序改革,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在双边层面的金融外交举措,主要是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货币合作,有选择性地与周边发达经济体、区域大型经济体、战略支点型经济体之间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这些协议短期内尚难发挥实质性作用,但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货币盟友的举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中国最早于2008年12月与韩国签订了1800亿元/38万亿韩元的本币互换协定,开启了人民币货币互换的先河。截至2018年5月,中国已与38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

  虽然中国的货币互换规模不及西方国家,但在合作对象的数量上遥遥领先,体现了很好的包容性。货币互换以及与之配套的其他形式的双边货币合作,作为中国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努力,标志着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世界第三大货币互换网络开始成型,中国的货币影响力稳步提升,世界各国对人民币价值的信心不断加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十多年间中国所做的种种努力,对提升人民币信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比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客观需要和未来几十年中美金融博弈的复杂前景,这些行动只是基础性的。中国要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还应充分重视大国金融成长的内在规律,在如下几个“大思路”上有更强的战略自觉。

  回顾历史,几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一轮深刻的世界形态变化和大国兴衰沉浮。

  未来几十年的中国,有必要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颠覆效应,开发出更强的生产能力,开拓出更有利于实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更有利于实现各国携手合作与共同发展、更具“命运共同体”特征的经济形态。

  中国还应立足于科技创新大力推动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更好地统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探索出更加有序、更加高效、更加公正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还应特别注重对新技术的全球推广,以尽快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型经济形态的规模效应。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业已出现电子货币、移动支付等基于技术创新而产生的金融创新活动,既要看到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国内金融风险和监管难度,也要看到它可能有助于消除金融活动中人性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过程的不透明性以及权责的不匹配性,看到它对既有的等级制、中心化、食利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颠覆作用,看到它对历史上新一轮国际金融权力重置的推动作用和对新兴国家的赋权效应,对其发展加以积极鼓励和充分利用,在确保国家金融稳定的前提下,营造有利于金融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依托科技的力量建立更加完备的金融管理方式和更加普惠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

  历史上作为金融强国的英国通过展现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特别是通过战争手段确立本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对其金融主导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后,既注重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与展示,也借助软实力建设提升国家形象。

  百年变局中,世外挑园心水坛wwwkj844com中国要确立更加进步和可靠的国际形象与国际信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基础,更为关键的是要敢于担当,在别人顶不上的时候能够给大家照亮前方的路,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内政方面的经济结构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民生改善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强力举措,开创出更加先进的现代国家形态,为其他国家的治国理政提供借鉴,令外界刮目相看。

  中国外交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更加奋发有为,双边多边并重,政治、经济、人文、安全多领域合作并进,主动提出合作倡议,坚持以“正确义利观”处理利益关系,这些内外举措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得到极大的提升。

  着眼未来几十年,在继续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中国还可在如下两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首先是做好全球思想理念的引领。在如何治理现代国家、如何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方面,拿出有哲学理念和价值观支撑的、有配套的政策支持和实施方案的中国倡议,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世界现代化进程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特殊贡献。

  其次是乐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在做好国内能力准备的基础上,更积极地参与既有全球治理体制和发展项目;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坚持以义为先,为那些想要更好发展但缺乏发展基础的边缘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助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

  此外,还要设法团结全球多数国家。在竞争成为未来大国关系主旋律的背景下,中国要继续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搞好与各国尤其是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当好世界政治的“稳定器”,充分发挥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中国政治智慧,始终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底色的中国对外战略,争取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意志拢到一处。

  新一轮全球化实则在悄然酝酿,这就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基于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新兴国家主要代表的中国不仅有拓展对外合作的强烈愿望,而且有巨大的综合性、阶段性优势。自提出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应者云集、成果丰硕,证明中国提出的这一倡议符合历史规律和时代需要。

  对中国而言,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人类现代历史上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并在此过程中延长中国发展时间、拓展中国发展空间、提升中国发展主动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战略元素。

  随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发展战略对接为手段、以互利合作共赢为目标的新一轮全球化逐步形成势头,世界经济重心必然发生历史变迁,国际金融主导权亦将随之转移,并最终形成更加先进的国际金融秩序和更加包容的世界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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